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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艷蘭案析違法所得沒收的法律問題

發布時間:2019-06-04         文章來源:江蘇法制報        

  隨著“百名紅通”之一黃艷蘭貪污違法所得財產沒收案的一審宣判,未經定罪的沒收程序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運用標準也引發學界的廣泛關注。未經定罪的沒收程序作為我國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五編新引入的一種特別程序,在我國仍然屬于一個較新的制度設計。自2014年追逃追贓工作開展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7年1月5日聯合發布《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7〕1號,以下簡稱《規定》),對未經定罪的沒收程序的具體概念、具體操作規范和適用范圍進行明確。黃艷蘭違法所得沒收申請一案正是在《規定》發布后國內第一個適用該程序的案件。筆者認為黃艷蘭案件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和典型性,其案件走向、審判程序、違法財產認定標準等將對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在實踐上的運用提供較強的參考價值和探討空間。

  一、黃艷蘭案情簡介

  黃艷蘭,女,廣西全州人,1961年9月20日出生,曾為桂林市依蘭發展有限公司(原桂林地區物資發展總公司)法定代表人。1993年至1998年,擔任桂林地區物資發展總公司(總經理兼法人代表、桂林地區物資局副局長。因涉嫌貪污犯罪,2002年8月14日,桂林市人民檢察院對黃艷蘭開展立案偵查,黃艷蘭在檢察機關立案后逃匿。2005年,國際刑警組織對黃艷蘭發布紅色通緝令。2018年5月10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犯罪嫌疑人黃艷蘭貪污違法所得沒收申請一案。桂林市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申請,利害關系人均委托訴訟代理人到庭參加訴訟。

  經審理查明:犯罪嫌疑人黃艷蘭實施貪污犯罪后逃匿境外。黃艷蘭用于購買涉案52套房產資金來源于國有公司公款,檢察機關申請沒收的房產及相關銀行賬戶存款屬于黃艷蘭貪污違法所得。回顧本次貪污違法所得沒收申請案,歸根到底爭議的核心就在于兩個方面:一、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法定罪的情況下,是否對有關財產的特別沒收程序也要遵循無罪推定原則?二、通過推定方法認定相關資產屬于違法所得的具體標準是什么?

  二、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能否適用無罪推定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在此背景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是否也要遵循無罪推定原則爭議很大。當現有證據無法確切證明有關財產是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還能否對這筆財產申請沒收?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明確在追逃追贓的背景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法律性質。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相關的法規法條中找到與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相似的法理規定。如在我國2018年十月實施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中,明確規定在查封,扣押和凍結涉案財產方面,只要外國請求符合相關條件不需立案就可以凍結扣押。這也一定程度上符合無需確定有罪即可開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理念。

  綜合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適用對象和后果,可以發現特別沒收程序實質上并不是一種懲罰措施,特別沒收程序明確規定是將與犯罪有關的財產查封、扣押、凍結和沒收,目的是控制非法利益以防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用,阻礙其繼續犯罪的可能性,更傾向于將非法利益和損失“恢復原狀”。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實質上處分犯罪人財產的功效,主要起到一個預防性的保全財產作用。在黃艷蘭一案中,假使法院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推定黃艷蘭部分款項為貪污公款所得,貪污罪這一罪名不能成立,也可以繼續開展影響有證人證言證明存在高度違法可能性的相關財產的特別沒收程序的啟動。

  三、有關財產違法性的證據標準

  有關財產違法性的證據標準和證明責任則涉及到《刑事訴訟法》對特別沒收程序的規定,在2017年施行的《規定》中對特別沒收程序又做了進一步解釋。該規定第十條明確規定“同時具備以下情形的,應當認定為本規定第九條規定的“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一)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二)有證據證明該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的;(三)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真實、合法。”筆者認為這里的“真實合法”的證據標準應當是指受到指控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行為已經符合刑法規定的具體罪刑規范的犯罪構成的要求。即從事實上看,該行為已經構成犯罪,但是從程序上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2條原則,還未被法院定罪的情形。這與《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審查起訴中對案件證據要求確實、充分有很大的區別。

  回顧本案中的最大的爭議,爭議點在于中期期貨公司中李和平名下的期貨賬戶是否是黃艷蘭實際操縱用來洗錢的,是否存在李和平和黃艷蘭合謀將貪污的贓款通過炒期貨這一途徑將贓款合法化的事實。

  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這類投資賬戶中的資金違法性之所以難以認定,是因為辦案機關的辦案思維仍然停留在對人的定罪上,即如果不能認定設立賬戶的人構成犯罪,那么其賬戶里相關的錢款也不應當被認為是違法的。而實際上,在2012年兩高就對證券基金業相關交易涉及的刑事案件做出了《關于辦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司法解釋中指出,涉及證券、期貨犯罪的認定,采取的是一種高度蓋然性的標準。筆者認為檢方在向法院提交違法所得沒收申請書時應當考慮提供關于賬號的資金來源、賬號設立程序、期貨交易流水以及與其他公司之間資金往來的違法性證據。只要其中有一個環節不滿足正當合法程序的要求,就可以推定其屬于具有違法性的財產,作為啟動特別沒收程序的有力證據。

  四、我國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面臨的困境

  回顧目前我國采取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案件,在違法沒收所得程序的司法實踐中,我們仍然面臨一些問題。

  1.司法機關實踐經驗不足,各地辦案機關忽視關鍵關聯賬戶查證。黃艷蘭資金周轉的很多賬戶并非其本人開戶的賬戶,很多都是其丈夫李和平或者創設的公司名下的賬戶。黃艷蘭曾經多次直接或者間接指使他人操縱這些賬戶轉入轉出資金。由于在實踐中辦案機關尚未這將種“自洗錢”的上游犯罪入罪,只有當確定下游的貪污受賄犯罪成立時,才將上游這些行為認定為犯罪。這也為犯罪分子通過股票期貨或者公司賬戶進行洗錢或者轉移贓款提供了可乘之機。

  2.追逃追贓領域的信息溝通不暢。最高院的王曉東庭長指出,目前只有中央追逃辦和最高法之間就“天網行動”“獵狐行動”的信息相互交換并及時溝通反饋,但是和省級高院之間溝通不暢,信息不能得到及時的交流反饋。尤其是當省級高院遇到一些應當提請國際刑警組織發布逮捕令的跨國追逃追贓案件,和中央追逃辦、最高人民法院等機關銜接合作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

  3.有些地區傾向追逃,忽視違法沒收追贓,有的地方追逃后免于處罰,或者減輕處罰,有的先追逃再追贓,給贓款留下可乘之機。司法實踐中先定罪再處罰的習慣也給該項特別程序的實施和應用帶來一定阻力,不能夠真正發揮特別沒收程序的預防作用和懲治作用。我國尚未建立有效可行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專項行動,增加該特別沒收程序的審判效果。

  筆者認為,隨著我國缺席審判制度的建立,通過特別沒收程序可以為缺席判決提供一部分可供采納的證據基礎,從而大大提高了司法效率,防止有關財產流失對我國國家社會以及相關被害人造成的損失。而缺席審判中在依法作出判決后,對涉案財產的處理則可以建立在沒收程序的基礎上,側重對于特定犯罪的物質賠償和懲罰。這樣一來既符合作出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承認的生效判決,也防止財產性判項被被請求國當做違反人權的判決不予執行,從而為我國境外追逃追贓再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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